爱枣报

文\困

NGO是最近几年新增的流行语。NGO的定义是非政府性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这在咱们这里就是个新的领域，在我们的传统体系里，没有什么领域是“非政府”的，政府统管一切。NGO常常伴随的另一个名词是NPO，非盈利性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也就是说这些组织是社会生活里，于政府职能和经济市场职能之外起作用的第三种力量。在经济作用失灵，或者政府不作为的领域，NGO起到了关怀公众利益，关注帮扶弱势群体，倡导社会风尚，以致监督企业追求利益中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和监督政府决策等重要的作用。NGO往往代表了来源于民间的态度和声音，当NGO的发展足够强大，那么这些民间的态度也就强大到可以抗衡原有的主要社会决策力量。

在国内，这些年越来越多的NGO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并发挥了出乎意料的作用：比如北京动物园搬迁计划和怒江开发计划的搁置，都可说是民间团队一手促成。据说中国现在的NGO有几百万家之多。用“据说”，是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也没法统计，因为绝大部分团队都没有正式注册：中国尚没有严格相关于NGO的法律条文。虽然在官方媒体上说我们有几十万家注册的社会团体，不过这之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NGO。我们的社团登记条例明确规定了，申请成为社会团体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也就是说社会团体想取得合法身份需挂靠官方背景。有了上级主管部门，哪还能算”非政府”呢。（当然，这之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而只规定了社团中的农民人数和出资额需大于总数的80%。）而即便是不纠缠”非政府”的概念，寻找上级主管部门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还有10万元的注册资金和固定办公住所等作为门槛。

换言之，现今广泛散布民间的诸多民间团队，并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他们的运行、或者监督他们运行中的问题。不过政府部门也没真的取缔这些“非政府”。他们大多关注着环保、扶贫、助学、公益等招人喜欢的领域，在现有政府工作没管或者没工夫管的范围内作了很多事。中间有很多团队已经相当壮大，表现出对一些重大决策有影响力的趋势。但是就整体而言，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谈不到成为社会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西方社会能和另外两种传统力量形成鼎足之势，两方面的原因缺一不可：一是民众中的公民参与精神和人文情怀，二是法律政策的宽容和扶持。这两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体系里都是欠缺的东西，而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

这两年来的两会，我们一直都可以听到关于政府转变职能的讨论和相应的措施，由原来领导一切的职能向“服务性政府”转变。而包容，鼓励NGO的发展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有力举措。不仅仅是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而且给民间的态度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和力量，可以使之成为完善社会生活的重要补充。首先为官的人应该先明确，这些NGO没啥可怕的。中国的大部分NGO都无政治诉求也没什么宗教背景，关怀的都是环保扶贫等社会公益话题。给他们空间，他们不会造反。其次，这些NGO可以起到有效的监督政府不合理决策或执行出现偏差的情况，增强民意在政策制定执行中的作用。再次，这些NGO可以有力的聚集民间财富，用于政府现有工作关怀不到的领域和地区。当然，所有的这些优点都要基于政府愿意以更开放的态度接受民间的意见，放出部分权力，和接受民间的监管这样的前提。

现有散漫的管理状态也制约了中国NGO的发展。如果可以给予更宽容、同时也更规范的态度，那么中国NGO对社会生活的贡献将更加显著。在这方面，香港和欧美的相应法律制度都有很大的可参考性。

政府可以分步骤渐进式的开放鼓励中国境内NGO的发展。首先，可以参考现有农业合作社的经验，降低社会团体注册的门槛，降低注册资金要求，免除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固定办公住所等条件。继而，制定专门的法规来规范注册民间团队的业务范围，业务分类，资金来源，和财务申报审核，使民间团体的运作更有序而规范。最后，能彻底放宽对民间团体的限制，改现有的注册制为备案制，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活动都允许民间团体涉足，改监管为为其发展提供服务，转政府监管为社会监督，转约束性管理为促进鼓励民间团体的发展。

期望中国的民间团队能成为社会的第三种力量也许还为时尚早。不过，在发展本土的NGO过程中，能够培养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政府工作的监督，都会是社会进一步完善的推动力量。用我一个义工朋友以前说过一句话来讲就是：政府砌墙我溜缝，我觉得挺光荣的。
  
（感谢几位民间NGO义工丢丢、密码、一生悬命在成文中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