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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停滞的帝国（文/乐在心中）

1840年4月7日，“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托马斯·斯当东斩钉截铁的结束了发言，下院的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战争的议案在投票通过时获得了5票的多数。托马斯的威信起到了作用。这样的话23年前我们已经在同一位托马斯·斯当东嘴里听到：“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可以取胜。”那是阿美士德勋爵率团的第二次叩响天朝大国大门以后。47年前，11岁的见习侍童小托马斯·斯当东和他父亲以及马嘎尔尼勋爵在承德避暑山庄一起晋见了“世上最强大的君主”乾隆皇帝，他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块雕刻过的宝石，还有腰间悬挂的黄色丝织荷包。这得益于其自身的天赋让他不是很费力的依靠在船上的一年里学会了中文。他们是“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两国有利的贸易关系”而来的。时间是1793年9月14日。

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诞生了孔多塞宪法草案和1793年宪法，（宪法提出了保障全体法国人民的平等、自由、安全、财产、公债、信教自由、普通教育、公共救助、无限的出版自由、请愿权、结成人民团体的权利并享有一切的人权。而中国依然是一个唯有国家才有通信权利，唯有死人才能享受奢侈，官员都随时有可能会当众挨板子，所有和外界联系的商人都是可疑的的封闭国家）没有发迹的拿破仑在土伦的城外测量火炮距离。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康乾盛世的末尾，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此时的英国经过几十年的工业革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市场，更丰富的原料，更加随心所欲的自由世界。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态势喷薄而出。“英国制造”的产品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市场，攻城略地。 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他不朽的著作《国富论》时，他在书中描写观察到的一种商人、资本家与企业家在进行贸易的经济。“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天朝大国依然只透开广州这一点点门缝，自己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们把孔子当成“自己的圣人”，有钱的贵族家里摆放着景德镇产的瓷器，花园里不是法国式的几何形图案，而学中国的园林艺术，用中国的瓷盅喝中国茶。孟德斯鸠不顺耳的话“中国是一个专治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他的统治只能靠大棒维持。。。。。。。”是不受欢迎的。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古老的天朝一直都没搞清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总以为天下四四方方，自己居中，这些碧眼黄毛的番鬼不过是前来恳请贸易的南洋土著呢。当马嘎尔尼带着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天文仪，现代炮兵等“让中国看看表现我们才华的作品”，“准会让这个好奇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却没有想到古老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些奇技淫巧只配给小孩儿玩。古老的中国人喜欢那些能一目了然彰显身份高贵的东西，乾隆更喜欢从法国弄来的那些能给他的帝国带来荣耀和声色享受的八音盒以及豪华马车。

旧政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特征，便是普通民众对政治抱消极态度。 ——孔飞力

对于19世纪的西方世界而言，中国辽阔的疆域、广大的人口在两方面尤其富于诱惑——她是四亿人的市场，四亿颗心灵等待被拯救。贸易商与传教士，信仰与金钱，就这样被拧在一起，它们相互帮助、也相互诅咒，在陌生的国度里，谁也离不开谁。自从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将他在中国的见闻带回欧洲后，欧洲就陷入了对古老而繁荣的中国的恋爱。在漫长的几百年岁月中，中国的政治、商业、文化、哲学，甚至园林工艺都被尊崇。

让我们跟随着马嘎尔尼师团的脚步来一次从南到北贯穿中原大地的旅行吧。经过十个月的浩浩荡荡的航行，1792年朴茨茅斯港启程的马嘎尔尼使团，他带来最能表现他们国家才华的作品也肩负着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港口的使命，而且最好能暗暗的观察下这个古老的国家的真实实力的任务过里斯本海港，绕马德拉海域，佛得角群岛，里约热内卢，穿过赤道，巴达维牙，交执支那（越南），在1793年6月19日那天终于望见中国了。船队沿着海面航行，避开了广州，天高皇帝远，他不想纠缠在广州地方官不必要的麻烦里。

哦，我已经有点厌倦这种叙述了，等有空有耐心的时候再来理清航行路线吧。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充满戏剧意味的细节吧。

马嘎尔尼师团在那次有名的充满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会见以后，被皇帝匆匆忙忙的赶出了北京城，使团里的一个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进入北京时象乞丐，在那里居留时象囚犯，离开时象小偷。”一路上都是住在寺庙里，因为帝国没有旅馆。形容中国的农民“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而“妇女无论其身份如何，总是被出卖的，出卖一小时或者出卖终身。”做妓也就不那么显得可耻了。

“你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

1860年，火烧圆明园，英美联军发现当年的礼物大炮和火药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里。

正当中国人用夜景吸引他们的客人时，这些讲求实际会做生意的英国佬已经开始在估算消费者人数以及将来他们的商业利润，如果这个省的老百姓消费600万磅食盐，那么曼彻斯特的棉布不也可以在这里大量推销吗？

透过沾满历史灰尘的的乾隆的朱批，佩雷菲特看到了皇帝在面对官僚运行方式的抱怨，这些官员们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缔结自己的关系网，官官相护，拒绝提高执行北京命令的效率……他们平时看起来沉默寡言、拥有无比的耐力，但在突然之间他们又变得狂躁不已，喧嚣又残忍，是各种谣言的轻信者。对于18世纪已变得日益拥挤的中国社会来说，人力既是唾手可得、缺乏价值的资源，同时，与人的关系又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这个国家主要的痛苦和欢乐的来源，也是人们释放自身的压力的途径。

乾隆皇帝接见马嘎尔尼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彼得大帝想让俄国不惜代价去仿效西方，马嘎尔尼使命失败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明治维新了。佩雷菲特感慨道：“如果两个世界能增加他们间的接触，能相互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历史当然没有假设，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地理角度来看都处于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间的乾隆皇帝并没有和马嘎尔尼擦出火花。佩雷飞特1981年、1984年、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几次分段重走马嘎尔尼使团的路线时，吃惊的发现这个社会同马嘎尔尼及他们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的相似，每个中国人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代的基因，依然是精密运作良好的官僚机器，等级和礼仪是必须服从的，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是无处不在的，她的人口一直过剩，贫穷、混乱，在他看来甚至毛的遣返苏联的技术专家时“我们要自力更生”口吻都和乾隆的“朕无求于任何人”如出一辙。佩雷飞特感慨到：“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

2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了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的货物洪水一样的涌向全世界，大国崛起甚嚣尘上，汉唐武功的光辉回忆充斥在电视荧屏，政府营造“和谐社会”，我们的言论和写作自由依然收到监视，报纸要么是党的喉舌，要么彻底八卦，从来没有“第四种权利”存在过，我们甚至没有了毛时代那种真诚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所有人似乎都玩世不恭，学生课堂当众侮辱老师，相关部门偷鸡摸狗前后言行不一的印花税下调，更搞笑的是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吴邦国委员长认为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在法治成为全民公识，嘴里喊着要依法治国的国家，此语一处，引起港人一片喧嚣。大国崛起，却没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两百多年前的那个王朝，我们又有什么两样呢？古老的传统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回荡。“循环无穷的中国呀！”

[读书] 储安平与《观察》 （文/乐在心中）

最早知道谢泳是从贺雄飞的“草原部落”文丛，当年余杰的一纸《火与冰》风行大江南北，风靡万千。我看了《火与冰》以后就上下求索“草原部落”文丛的其他书。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这套丛书的第三本。看这本书才知道有那么多被隐匿、被埋没、被扼杀的灵魂曾经在飞舞燃烧，曾经有过一个怎样的多姿多彩的世界，即使那个世界是万恶的旧中国，可那里有鲜活的脉搏在挑动，那时候的人不平而鸣，不默而生，而所有的这些在我们的历史中、文学史中要不是彻底的消失，要不就是一笔带过。也是在这里第一次听说了储安平，知道了《观察》。

后来我就发疯般的寻找储安平以及和储安平有关的书，《一条河流般的忧郁》、《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储安平文集》、《英国采风录》都囫囵吞枣的念了。顺带读了一些关于罗隆基、王造时的。我们那个绣花枕头的图书馆这几本书倒还能找得到。

《观察》作为一份以言论政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上接胡适为核心的《独立评论》，而下叙只能是台湾雷震时候的《自由中国》了，关于1946年-1949年这段《观察》的无限风光先暂不去说。只说我心里的疑问。

1949年-1956年，这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储安平除了出版过《玛纳斯河垦区》和《新疆新面貌》以及担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外干了什么，《玛纳斯河垦区》和《新疆风貌》明显不是内心世界真实映照，这段时间发生过什么？除了“三反”“五反”？一个战前尖锐批评国是，以言论政的人没有经过一点内心痛苦挣扎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成了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为什么在我看的每一本书里面都没有很好的交待过？

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提到了储安平，说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因此再次得到《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的时候，压抑了这么多年的他，要放手要好好干一把，“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并不奇怪，更何况老和尚早已经说了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谁又能想的到这是“引蛇出洞”呢？储安平的“党天下”也算不得惊世骇俗，罗隆基早就这么骂过国名党了，梁漱溟还要求老毛要有容人的雅量呢？章伯钧说“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这也决定了储安平热心于揭露的人生路线。

《储安平与<观察>》这本书的大部分曾经出现在《逝去的年代》里，一本218页的书，附录《客观》和《观察》的目录和作者索引占去了50几页，这是一本意犹未尽，言未尽兴的书。这在作者的后记里面也得到了证实——已经“删除了较多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不过毕竟青山遮不住，“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一次发展时机”。“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是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却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这样的笔触俯拾皆是。今年是反右51周年，储安平是生是死依然未有定论，有传奇，有传说，因为可悲的过去，因为曾经的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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