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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文/乐在心中）

在07年的开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再版了。

其实《纳斯达克一代》早已经重版过了，只不过换了个书名叫《新闻业的怀乡病》。
六年来，我追随着许知远对高尚荣誉或浅薄名声的贪婪，追随着他的光荣与梦想，激励着自己。

最早的时候从那份现在已经叫《青年时报》的《浙江青年报》上看到一个徐迅雷的人说“一颗思想的芦苇。”那时候我浅薄的还不知道这是笛卡尔的名言。说知远的名字好，至于怎么好法我已经忘了。从此我就跟着许知远这个忧伤的年轻人迈着轻盈的脚步从北大计算机一直流浪，寻寻觅觅，走南闯北。即使小镇的闭塞也没有妨碍后来搜罗所有关于他能看到的书籍和片言之语，包括那本短命的《大视野》。从“理性、建设性”的《经济观察报》主笔，到单向街书店，《生活》，《东方企业家》，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思想的历险》我拥有了他的每一本书，即使他今天说我们应该激情肆意的生活，明天又说理性、建设性；即使他刚刚标榜自己要做一个生活的旁观者，马上又肆无忌惮的投入喧嚣的人群，我依然象中毒一样迷恋他的叙述方式，他断断续续、反复无常的话依然是指引我生活向上的一个坐标，“他总是提出一个命题，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和表述方式将之迅速地复杂化和标杆化，这很像一个忙碌的游猎者，他总是能够发现一片陌生的森林，然后大声地把人们聚集在起来。”

但是今天啊，今天，我厌倦了。

而立之年的老许只怕未必比哪个忧伤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对转型中的中国有更加明晰的条理和思路，尽管他带着一个接一个的命题奔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用脚一步步地走过香港、汾阳、三峡、无锡那些街巷，也许他努力的想接近那些和中国这片土地血肉相连的人，可他优雅的象一个汉学家，始终无法表达出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血和泪，那些惊心动魄的流氓叙事，那些苟活的人的挣扎与痛苦，那种深入骨髓的苦难。

“我常常标榜自己是生活的旁观者，渴望能够描绘事件的整个轮廓，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这种努力是否具有价值，因为你不可能了解具体情况，迈克·凯利给我的重要启事是，世界上有多种声音，不管来自书本的声音，还是天上导弹的声音，都值得我们去倾听，我们要随时抛弃已经获得的稳定生活，投身于另一场或许会丢掉性命但具有未知快乐的新活动中。”

当老许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什么才是他写作的母体，自己独特的声音在那里，怎么样的内心源泉才能驱动他一直向前，可他依然无能为力，于是他开始研究贾樟柯电影，这个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个依靠摄象机记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人，一个对正在发生的历史质疑的人，一个从底层依靠自己奋斗生活下来的人，一个对旧价值观崩溃、新的意思形态还没形成的社会进行最真挚思考的人，一个准确把握了当代中国混乱社会情绪的人。可知远毕竟不同于贾樟柯，他没有贾樟柯那种刻骨铭心的底层体验，小镇生活甚至和城市里呼吸到的空气味道都不一样，那里迷茫、混乱、难堪，那里的所有的一切让你觉得无处可逃。他太优雅了，就象安替曾经写：

如果我们写文说到昨晚和朋友喝酒，我们顶多会说，“昨晚和张三在外面鬼混喝酒、一派胡话”，因为和这个场景相比，我们更想说其他的东西。但许知远会写出标志性的文字：“夜班与ERIK在路边喝酒，风清月明，对面是麦当劳和永和豆浆的灯火。”

[读书] 激荡三十年（文/乐在心中）

前些日子，断断续续的看完了《交锋》、《变化》、《流氓的盛宴》和《激荡三十年》，越读越是惊奇，内在的血缘原来如此的异曲同工，原来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如此这般错综交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怪不得吴晓波在其BLOG说这本书要有一个主角，那这个主角就是邓小平。

《激荡三十年》是吴晓波计划中的《中国企业史》的上半部，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1992年，这两个年份其实在中国都是具有特殊的里程捭意义，1978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第一次思想解放，而1992年在《交锋》这本书里被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因为邓小平的南巡，“东方风来满眼春”，经济改革的手脚才放开来。国家对经济体制的定位也从最初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私营经济在中国出现、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一个何清涟说的“权利市场化”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经济体制定位不断重新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日益衰败，亏损面积旷达，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私营经济的活力逐渐凸显，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注定了中国的私营经济和政治血缘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才有了那些对政治风侯感觉敏锐的人根据政治气象戴上了“小红帽”，用体制内的资源发展自己的企业。也有了今天产权改革的时候，这些人如此的痛苦无助，产权的不明晰遏制了一些企业的发展，这种理不断，剪还乱的情况甚至让一些企业因为产权的争夺轰然倒塌。考察中国的一代民营企业家，发家之迹，无不是沾了体制内资源的光，柳传志的联想如此，王石的万科如此，鲁冠球的万向亦如此。

大时代里的个人总是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要想扶摇直上，要么在利益集团当中，要么得风气之先，具有超强的感知能力，如1978年的柳传志是从《人民日报》上介绍养牛的新闻中判断中国的改变要开始的，霍英东判断中央政策是否会变的依据是首都机场那幅有女人裸体形象的广告是否仍在……一部改革开放史，其实就是一部政治主导经济发展的历史，是政治调动所有资源加上人们被压抑已经对财富的渴望才成就中国今日被世界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企业家也是政治家。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今日普遍的大规模的腐败。而企业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态中的一部分，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传统、人的性格、社会习惯，紧密相联，相互作用。什么时候经济能独立存在发展，什么时候中国才能真正的崛起。

至于《激荡三十年》，这本书我还是挺失望的，至少和我巨大期望值相比显得有些渺小了，吴晓波是讲故事的能手，非虚构式写作又总能带来别样的精彩，让文字在心中流淌，立意又存了“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结果就是欠缺了一些整体性的把握，对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缺少了一条主线，剩下的那些企业史故事带给我们启发、兴奋、感慨，可总觉得稍显零碎，不够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