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枣报

读品周刊，用图书、电影与音乐伴你度过周末。

读[1]    遥远的乡愁

在李宗盛《理智与情感》的演唱会上，张艾嘉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没错，作为一代知名音乐人，李宗盛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在他发轫之前，其实是在民谣风起云涌的年代中一个叫做“木吉他”乐队的一员。

台湾民谣起源于70年代，一大批如李建复、胡德夫、陈建年、南方二重唱、叶佳修、杨弦等的民谣歌手在那个时代引领着华语音乐界的潮流。其发端之初，正是因为全民在迷恋着西方音乐，年轻人连自己民族的歌声都鲜能听到。自己声音，华语的音乐，当红诗人余光中、席慕容的加入让民谣增加了乡愁的元素，与大陆文化一脉相承的韵律。

大陆的所谓校园民谣，其实正是从台湾民谣中汲取了营养或收到启发而发展出来。起初《龙的传人》、《童年》、《兰花草》等一系列台湾民谣的吟唱感染那是还宁静的校园中的文化青年们，让他们开始在黄昏雨后，带着一把吉他开始放声高歌，唱《同桌的你》，唱《冬季的校园》。

央视前段时间作了一场专题回顾音乐：闪亮的日子。虽然朱军的主持让人甚觉难受，但台湾民谣发展时期的重要人物如叶佳修、齐豫、潘越云、南方二重唱以及大陆民谣的代表人物高晓松、小柯等的聚会，总让人感觉：虽然我们或许没有机会踏上那片宝岛的土地，但那乡愁从不曾改变。时至今日。

对于民谣爱好者来说，此书是一本了解台湾民谣历史的工具书，同时也是缅怀一个美丽时代的载体。作者公路女士一直致力于宣传推广好听的声音，为此作出卓越的贡献。

读[2]    启蒙时代

其实，早在因《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王安忆已经凭多年写作带给读者的《小鲍庄》、《叔叔的故事》、《米尼》等作品实现了“叫好又叫座”的好收成。《长恨歌》之后，她的写作效率有递减迹象。虽然文学这事儿不应用数量来衡量，但总觉得这位中国当代文坛颇有分量的女作家近年给人以小心翼翼轻易不出手之感。

她前不久推出的新长篇《启蒙时代》仍是评论界和众多读者不会忽略的，这自然在所有人意料之中，但这个“所有人”，也许正在慢慢变成可疑的小众。这从她上一部长篇小说《遍地枭雄》便初露端倪，究其原因意义不大，一切可从文本中读出答案。

“文革”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不能跳过的一页，不觉间已是40年。这样的时候文学是不宜缺席的，《启蒙时代》的时间背景就设置在40年前那段狂热而欠缺秩序的岁月，加之一群青春勃发、心存迷惘、各自苦闷、热衷思考又暗生荷尔蒙的青少年，书中散发着血性和活力似乎是必然，实则不然。事实上，这部长篇小说写得理性之极，处处看得出作者驾驭文字的纯熟功力，这份纯熟不可避免地令作品的感性色彩打折扣。因此，阅读《启蒙时代》是需要一点耐心的，这不是一本用来消遣的小说，更不是用流畅和浅显的叙事来拉住读者视线的讨好之作。王安忆的写作在这部作品中显得很自我，仿佛她笔下的字字句句都只为她的内心而存在，若读者有共鸣，已是近乎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故事从1966年说起，却并未按照既定的时间线编织下去，虽然书中出现的人物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不算多，可将他们的来处、成长史交错着铺陈出来，足够挑战读者的思维。南昌、陈卓然、小兔子、舒娅、海鸥……这些来自军中高干、乡村、市井等家境各异却因为特殊年代的某种联系而殊途同归的年轻个体，稚气面孔上满满写着貌似哲理的深沉思索。在他们青春少艾的记忆里，少了几分儿女情长，更多是半强迫半自发的对于“阶级”、“主义”乃至“拯救世界”之类强硬字眼的追随与迁就。由此，作品中大段大段的充满思辨性的人物内心独白与背景铺垫水到渠成地渐次出现，这些文字是“启蒙”的必须，更是书中主人公用来滋养头脑、传递认同的要素。

无论从个人经历还是身为作家对题材的敏感，王安忆对“文革”、“老三届”这样的关键字都情有独钟，也写下多部与此相关的作品，而《启蒙时代》未必是其中最“好读”的，却是极厚重的，毕竟今天的她人生阅历与文学生涯都正在成熟期，而所谓“好读”恐怕早不再是她写作的用意，哪怕她的小说曾那么“好读”过。

读[3]    证照中国:1949-1966共和国特殊年代的纸上历史

历史面前，没有真相。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从书页间阅读的历史，早就不知不觉被写史的人强加了主观取舍与加工变形，在这有限的表达中，任你如何理性睿智，也仅有捉襟见肘的猜测余地。先不要说有千年时光阻隔、今人时时想要梦回的唐朝，就算不过几十年的光景，也足以让历史湮没得面目全非。

在那么多皓首穷经的专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坐困书斋之外，有没有一种另辟蹊径去走近历史的可能？北京的民间收藏家许善斌老先生，用他多年搜集的票票证证等散碎纸片，无心插柳地，像玩一场拼图游戏般一块一块把一段一段的历史拼了出来。他可算北京最早的专门搜集证照的收藏家，在他眼中，那些落满灰尘的、残损的、泛黄的会议须知、演出节目单、粮票布票、电影海报、喜报请柬等等，都是泛着耀目光芒的珠玑，只是这些宝贝被大多数人忽略而已。

在这本与其说是书更像是剪贴簿的《证照中国：1949－1966》中，许善斌集中展示了他的400多张珍藏，这些来自中国历史上与我们相距很近的那特殊17年的证照，因为作者的细心梳理与生动诠释而被赋予了生命，用它们各自承载的记忆碎片讲述着当年的故事。书中依据证照类别分为“国事”、“政事”、“农事”、“文事”等，串起一段时光、一个社会的不同侧面，逐渐勾勒出历史的轮廓。

翻看这些几十年前的证照，不禁惊觉世事变迁得如此快，一转身的工夫，换了人间一般。书中收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手册”中，附有详尽的“扩音装置”（麦克风）使用方法，其中有些细节放在今天简直无法理解，而这在当时确是必要的；土地改革时期的票证，最特别的要算在书中露脸的“翻身票”了，连翻身解放都需票据体现，实在是当年情境再具体不过的佐证；种类繁多内容各异的“反右”证照中，有反右斗争展览，也有批判右派大会入场券，更有以此为素材的话剧的节目单，几页薄薄的纸渲染出那年那月的疯狂与沉重；“农事”一章中收入大量凸显计划经济时代的供应票，工分票、工时票我们或许不难理解，觉悟票、粪票之类的对于未曾亲历那个时代的读者来说就有些匪夷所思。

书里最吸引我的要算“怪事”一章，那些票证无疑是难以归类的。多个奖状、纪念状的核心内容是表彰获得者“敢想敢干”的，一张水库民工复员证竟绘有农民手牵龙王的画面，注明的“昭平台下修水库，牵住龙王当马牛”更是充满特定年月的盲目豪迈与一厢情愿的自信。触目皆是的放卫星号外、除四害宣传画、大锅饭贺年片，今天看了或可博人无奈一笑，但稍稍多想，会扼腕它们所属于的那个超现实年代，也暗自但愿它们只留在那个年代。

品[1] 音乐：The river in reverse

还记得《诺丁山》里那首缠绵悱恻的She么？就是他唱的。而当世数一数二的爵士女伶Diana Krall则是他妻子。称这位来自英国的Elvis Costello为乐坛变色龙并不夸张，多年来他不断游走于流行、疯克、摇滚、爵士甚至古典、音乐剧等领域且成绩颇佳。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不断变幻的风格以及他招牌式的哑嗓子都在我的听觉记忆中，对他各异的专辑也是颇多搜集。

这张由著名爵士厂牌Verve于2006年推出的专辑中，他和美国蓝调钢琴大师Allen Toussaint合作，Elvis Costello的强烈个人风格音色同Allen Toussaint的美妙琴音相得益彰，放射出特别的韵味。除了用深情复古的方式重新演绎Allen Toussaint的经典曲目外，Elvis Costello还亲自操刀创作了专辑的标题曲，以声声诘问尽显其音乐魅力。

很典型的，这是一张一加一大于二的妙配专辑。

品[2]  电影：生于妓院

《生于妓院》的制作人是泽娜·布里斯基，她带给拍摄地——印度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是20多台照相机，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无价的东西：社会影响力，以及孩子们的希望与机会。她最大的心愿是，让这些孩子获得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尊重，并且不再仅仅因为他们母亲的职业而受到歧视。

这部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人们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它把人们带到很少有机会去的地方，了解到很多无法想像的东西。通过该片，人们知道原来抚养妓女的孩子是多么不容易。更令人惊讶的是，故事还表现了存在于那种最丑陋地方的少有美丽。

1998年，纽约新闻记者布里斯基来到加尔各答，打算拍摄一些关于妓女的东西。最后她不但了解了她们，而且了解了她们的孩子。而孩子们对她和她的相机产生了兴趣，不久当她从纽约返回后就带来不少照相机，开始对那些孩子进行摄影培训。

这一培训来自她突发的灵感（虽然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她决定组织一个摄影班，让片中7个小主角拿着相机去记录他们身边的世界。实际上，正是这4个女孩、3个男孩给整部纪录片带来了迷人而深藏启发性的画面，并以独特视角呈现了红灯区的拥挤人潮以及流光异彩背后不为人知的瞬间。

孩子的作品：

*本电影介绍文字、图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读品新闻]

喜欢听民谣的朋友，这里有一个可以在线听很多民谣广播节目的地址，希望你能找到喜欢的歌手与音乐。

http://www.wxf6848.com/wy/jxgq68-b.htm

泡一杯茶，打开音箱，听《回声》在《梦田》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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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读品周刊》由黎简和波斯蜗牛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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