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键词: 二审, 助学, 扶贫, 虎照词典, 诺贝尔奖, 道德
十篇新闻十分钟,美好一天轻松开始。爱枣报,和餐桌边的阳光一样重要。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二。
[1]先想象一下,你在海边有所房子,就像海子描述的那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每天,柔软的小水母都乘着早晚的潮汐漂过房间两侧,在幽暗的水中成群结对发着绿色荧光。在这样的场景里,你想到什么?你要是心都温柔了,想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你的幸福?那你就是个诗人啊。你要是想着怎么把这“海景”房卖出去,那你就是个房产商。你要是想着怎么拍点照片,拿出去显摆,你就是个暴发户啊。
如果,你想到,这些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呢?并且,你亲自动手剪下这些水母的发光部位,还把发光物质给提取出来,你前后一共抓了85万只水母来这么干,那么,你一定是个科学家,而且,有朝一日你将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你就要发现 照亮细胞的荧光蛋白啦。这基本上就是1960年代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的故事。你已经知道了,他刚刚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10月1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出炉了,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获奖。至此,今年的各奖项尘埃落定,结果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没有中国人什么事。这里就不说和平奖、文学奖这些容易跟政治纠缠不清的奖项,单说那些能够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创造力的自然科学类奖,什么时候能出现中国大陆科学家的身影呢。
对此,枣报特约观察员某“闲人”的看法是:
感觉上,那个日本人(下村修),当初做的这个方向是很冷门的,是那种小题目。所谓科研生态这种东西是这样的。虽然热门的方向,大机构大实验室确实容易拿到方向,但是同时也要允许其他的冷门方向,小实验室,小课题有生存的余地,拿到经费。 所以,在西方和日本,你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向,而让他们做这些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好奇。因为做这些东西一般都不讨好,不能发财,不引起关注。
也就是说,研究的初衷,是没有功利性。这个才是科学的本源,因为人对世界有好奇,才探索,才寻求知识。这种不功利的天性,在人群的性格里,保存了多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创造性。
当然,其实现在美国的科学家也很功利,90%的人也都追逐热门的方向,一心的发大文章,争取大项目,但是剩下的那些人,也一样有生存的空间。而日本就更是这样,他们的大学一旦确认了教授的位子,除非发现道德问题,一般不辞退。欧洲也是。所以他们的科研人员,经常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样样将来都变成诺贝尔奖。但是哪怕1000项都只是为了回答好奇心,只有1项人们发现有特殊用途。而这一项往往是有非常巨大的作用的。比如这次的荧光蛋白,对生物学的贡献,简直无法估量。
中国现在科研经费不少啊,虽然不能和美国比。但是无论人才引进,经费发放,(那些黑幕都不说,只说正常的),都是严重功利性的,都是为了短期,能看到许多大文章大成果,甚至直接惦记着诺贝尔奖的。国内手里有上百万项目经费的老板,在大科研机构,比如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院校和中科院,那遍地都是,国内最近这几年,对科研的投入都可怕了(NGF插话:成果更可怕,比如国家健康报告这种 )。但无论从研究方向的分配,还是从各个阶层工作人员的分配上,都是严重有问题的 。
中国对于整体的功利性,是不能不检讨的。日本人,为什么有那么多新技术,那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他们有一个巨大的不可想象的,无聊专利的基础。所有这些无聊的小发明小创造都是被鼓励的,从小学开始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很多了不起的技术都是从这些看似无聊的小发现里,万里选一,被发现的。
其实所谓科学,最早的精神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所谓李约瑟难题吗?为什么中国领先世界1000多年,最后突然在现代科技和工业化的浪潮里落后了?
欧洲发展出现在科技和工业化的浪潮,是因为他们的基础,比我们富裕吗?如果说钱的话,恐怕大清被人家打败的时候,中国的钱比它那些敌人都多。中国变穷,变落后,其实只是最近2、300年的事而已。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中国经济可以发展,科技也一样只能拾人牙慧。因为创造性这个东西,不是靠钱可以催化出来的,它是深深植根于文化里的。

[2]科技思想和文化的贫乏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事。今年诺贝尔奖算是过去了,包括和平奖,就别惦记了,还是来看看国内眼下的事情。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部署了农村的深化改革,让人充满期待。而有论者说,中国农民急需道德扶贫。
菜农不吃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养殖户不吃自家猪肉,主食加工户不吃自己蒸的馒头,这些早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仅用“贫困”二字便将这些农民的责任一笔勾销,无异于认可只要生活困难便可拦路抢劫。
在此之前,总理曾说:企业家身上要流着道德的血液。
农民,还是商人?谁更急需道德扶贫?或许这两者都暂且可以往后排一排,另一人群的道德扶贫也同样刻不容缓——官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人指出:从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的转变来看,官员的道德风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有着不容抹杀的作用,可以说,官员的道德风尚在引领着社会的道德风气,官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取向决定着整个社会道德的演变轨迹。今天又把他们提朝前来说,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但到了今天发生毒奶事件,竟然还有官员要求人民为了大局,牺牲小我的利益,这种做法,受害的是人民,受惠的是贪官奸商。
唉,还是来回忆下一千年前岳飞的话吧: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3]让官员提高道德水准,注重言行举止,舆论监督是个有效的方法,在目前的状况下,博客是舆论监督一个发展方向。比如,早在1998年,美国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被认为是最早的、成功的政治博客,在大约整整半年时间内,引领美国的政治舆论导向。
但在中国,政治博客还没发展起来,已经有人在吹风说小心“祸从口出”了。从链接的这篇充满矛盾的文章可以看出,管理者多少有点力不从心。技术已经进步了,但管理者的思维明显还停留在“思想控制”时代。

[4]备受关注的杨佳案二审公开审理,有评论说,二审风向突变,透明度远胜一审。是什么导致了转变不得而知,目前或许只有理解为民意的胜利。也算是一个进步吧,给贫血的司法公正输了一点血。关于杨佳案本身的疑惑还很多,比如作案动机是什么,他的母亲在哪里等。但东方卫视的新闻里,已经有点盖棺定论的口气了。法庭不但拒绝了律师重新做精神鉴定的请求,而且判定警方没有虐待杨佳。无论如何,希望不要再出现第二个杨佳。
但是,哈尔滨6警察打死大学生,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和杨佳案一样,希望看到更多的事实。

[5]希望另一个人也不要出现第二个(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周老虎了。在虎照公布一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推出了“虎照词典”。多年以后,或许你已经老去,忘记了陕西林业厅的丰功伟绩,有一天,孩子们拿来了这些词语让你解释,你才会又想起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炒作」chaozuo很多媒体都来报道我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的事情,不叫炒作。很多媒体都来报道我不想你们报道的新闻,那就是炒作啦。
「大叶子」dayezi指专门生长在老虎顶部的植物。
「神州湾」shenzhouwan位于陕西省与湖北省交界处,陕西镇坪县境内,全新物种“华南纸虎”从诞生到灭绝的地方。
「华南虎」huananhu大型猫科动物,中国特有虎种,世界上体形最小的老虎。原已绝迹,但经过镇坪县、陕西省林业部门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又重新跃然纸上———跃然在野外的纸板上。
「周正龙」zhouzhenglong人名。中国当代最富盛名的浪漫主义摄影师。衍生意为替死鬼。

[6]一则体育兼财经消息,NBA将在华兴建12座球馆 为打造中国附属联赛奠基,由于具体细节缺乏,这个报道看不太明白。我只能这么理解:修场馆的钱是由中国方面出,到时候由NBA方面来经营管理。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应该是一个多赢的模式:地方政府多了一个漂亮的篮球场馆和娱乐设施,还可以从中收税;当地群众多了一个舒适的场馆看精彩的比赛;NBA方面扩大了影响,赚到钱。各方都有好处。

[7]三鹿集团并购又生变数,娃哈哈拟参与,三元可能退出。不管谁并购,现在家长们可能最关心的是孩子的赔偿问题。

[8]关心一下海峡对面,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在即,台“陆委会”主委赖幸媛退出台联党。从上任时起,赖的台联身份就一直受到质疑,现在这个结果或许也不太坏。

[9]图片新闻,黑瞎子岛西侧一半回归中国。


[10]每天轻松你一点,健康你一点
面对今日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许多人在想,历史是否在重演。来看看图说对比大萧条和今日美国吧。看完了这个,今天的枣报算是写差不多了,赶紧看看让熬夜的你精力焕发的12道美食。可得想法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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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看爱枣报的你,对中国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和认识呢?是否每一次看完都觉得“这个世界糟透了”,“没有希望了”?其实不是的,枣报有时候只是把坏消息集中了一点。在枣报之外,在那些坏消息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做着实实际际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把这个世界向好的方向推动的力量之一。也许这样的力量还很单薄,但它是希望之光。有时候,以其看完了那些坏消息,愤懑得不知所以,不如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比如,关注农村贫困儿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并且心智健康地成长。
观望不如行动,如果你想使周围的世界变得好一点,现在就去百蹊助学社区看看吧。就在今天上午10点整,百蹊助学社区将发布宁夏彭阳(42名)、江西上犹(6名)、四川布拖(5名)共计53名贫困学生资料,均为小学、初中、高中项目。通过网络自愿捐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所有学生资料均经过百蹊义工调查核实,附有详细资料,并将长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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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对我说“你别太晚睡觉了,抢沙发好玩么?”
我没搞清楚是疑问句还是反问句。
枣睡早起
枣睡早起
too
很多落后表现的相对根本导因与制度、体制、模式、规范等词貌似有关,参看大眼儿痛斥国足的腌臜史,也言中了其他诸多领域。我相信最伟大的头头们一定不缺智慧,然而勇气,大抵还是要再积攒些日子的吧。
坐下看!枣看枣知道!
水母不是有毒的吗?
官员的道德风尚在引领着社会的道德风气,官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取向决定着整个社会道德的演变轨迹。
这个说的对,而且还要从基层开始来做。基层领导因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整体素质,道德都不高,所以什么事情都敢做,不怕结果。
目前的大学生考村官制度,我认为不是为基层建设加入新鲜血液,相反是让又一批大学生丧失了伦理道德的做法。
好早好早
说千遍道万遍,关键是人治而非法治,这也是中国改革的顽疾,当下中国缺少一位像商鞅式的人物,天子与庶民同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大家都很早。
今天的头条写的很棒,差点就被感动了。
胡卯大人,真佩服你,“闲人”的话果然都没落。。。。。。
文章好长啊.
胡卯大人,头条相当棒
中国的问题其实说来翻去,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体制问题,体制就像框架,决定了在这个国家内的一切
6名哈尔滨警察打死22岁大学生
非常6+1啊,呵呵
国人短视不可怕
国家短视才可怕
很多博客报道了 哈尔滨 警察打死学生事件,可见中国网络已经成熟了,媒体是双面剑,看政府如何驾驭了。
各位也别光说不练,多为社会的进步做点贡献吧。
支持一下izaobao
谁说日本教授评上就没风险了?
他们的教授是要聘的, 压力比国内大不知多少倍.
胡大人和“闲人”同学合作的第一条实在好!简直就是谆谆善诱,然后当头棒喝……
谁能真正有资格评判农民的道德?
每天看早报!
期待izaobao有百万读者的那一天!
第一条写的真好啊……让人看完思索很久。
也许我们该读点胡适,落实点他老人家积极改良的思想。
可惜这么一个非常有助于安定团结的人物,却不断被社会主流思想所否定否定再否定,以至于想在公共图书馆借本他的原著都几乎不可能。
亡民的饕餮
陈希我
许多年前,我的几个熟人开办企业,所谓小炼钢厂,生产建筑用钢筋。资金不足,他们就偷工减料。到了赚到了第一桶金,按理说可以改善设备、提高质量了,可他们却并不做此考虑。在中国,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他们不把心思放在技术开发、信誉培育上,只一味地造假,因为造假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利润,有利润先捞。坊间有个词,叫“做赶”。问为什么要这样?答曰:谁知哪天政策变了呢!
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早在上世纪初,一个叫秦仲义的,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这个老舍《茶馆》里的实业家,兢兢业业办实业,把钱全投到他的工厂里,到头来报尝给他的却是破产。他喊道:“拆了!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可倒好好地办哪,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他愤然总结:“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有人把中国人的问题归结为缺乏宗教信仰。确实,用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概念,中国也属于“耻感文化圈”。相对于“罪感文化”而言,中国人的世界里确实缺乏上帝审视的眼睛。但是即便是“耻感文化”,如日本,也是有另一种眼睛的,那就是公众的眼睛。罪恶被公众所看到,就是“耻”,就不敢做,行恶者至少应该闪避公众的审视。可是中国人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们连生长“耻”的土壤都没有。这土壤,就是秩序,保障这秩序是政府的职责。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政府。明白地说,中国人没有值得信任的政府。没有神的依靠,希望有人的依靠,但是却也依靠不得。
旅日作家邱永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形:如果问中国人:“你爱国吗?”他们一定会回答:“爱。”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夺得了胜利,无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就连散落在世界各国的华侨,都会欢欣鼓舞。但是如果问他们:“你信任自己的政府吗?”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摇头。中国人历来没有遇到可依靠的政府,在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中,倒是侵略者给了他们这种依靠。1942年到1944年间,河南发生大旱灾和蝗虫灾,饿死者300多万,国民政府袖手不管,任百姓自生自灭,倒是开进河南灾区的日本侵略军把自己的军粮发放给中国灾民。文中写道:“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军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有政治阴谋,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一个不能保障国民的政府,等于没有。实际的情况还不仅如此,国民政府不仅不救百姓,课税和公粮还照收不误。不仅不保护,还欺压。早在1918年,胡适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了他的愤怒: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倒是“亡”,能给中国人生路。国不亡,我流亡。闯关东,走西口,飘洋过海,即便在自己的家乡,也不做长期打算。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是一帮“亡国之民”。在这种“亡民”心态下,唯一能让他们有安全感的,就是钱。政府不能指望了,就自己指望自己,自己救自己,用钱来保障自己的生存。
有人会提出疑问:那些捞钱的人,往往是财富早已超过了他们的生存所必须,可是他们仍然贪得无厌。要知道,一个流亡的人是没有安全感的;一颗没有安全感的心,是永远无法用物质填满的。物质的深渊可以用物质填满,心灵的深渊无法用物质填满,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无底洞。这使得他们的索取成了病态的饕餮。何况他们也真需要钱呢,那些压在他们头上的权贵,财富指标也在不停地攀升。权贵们占有的社会资产越多,剩给他们的份额就越少。权贵们欲望之口越开越大,如何满足得了?他们只能让自己有更多的钱。他们不仅必须用钱打通官僚办事,还必须寻找政治靠山。有钱无权,再多的钱也可能飞灰烟灭。有的人干脆取了个“红帽子”戴上。
其实在中国,谁有安全感?即便是权贵,他们又哪里有安全感?他们不知道自己哪天会突然被推翻,一旦下台,就再没捞钱的机会了,甚至还可能沦为阶下囚。所以要趁着大权在握时能捞则捞。在一个集权社会,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没有生存的余裕。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可能心灵不黑暗。大家都怀着一颗黑暗的心,有权者捞,没权者偷;你盘剥我,我挖墙脚;该出手就出手,栽了认倒霉。甚至大家已经习惯于这种游戏,不知人的尊严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捞到的钱,当然要全归己有,一如抢来的政权,当然不能松手。即便我自己糟蹋,也不给别人。有人问中国的富豪为什么不热心公益事业?怎么可能?许多人把中国人对钱的饕餮,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贪欲相类比,其实未必是一回事。离开了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许多问题只能雾里看花。
这样的饕餮心态甚至带到了国外。虽然政府变了,制度变了,社会变了,但他们的心态仍然没变。当初流亡国外是求生存,凭着中国人的勤劳和精明,他们生存下来了,很多还发达了,成为有钱人。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仍然是金钱的饕餮之徒。即便他们的财富一生也难以消化,他们也要传给自己的子孙,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当然个中也有原因,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国家,他们仍然没有安全感。华人成功,绝大多数只是商业上的成功,他们很清楚,这不足以保护他们,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他们的政治权利在自己的国家,可是自己的国家不给他们权利。这是他们的无奈。有的即便入了所在国的国籍,也仍然是华人,仍然被打入另册。怎么办?他们必须用钱铺向通往政治的路。这几乎成了通行的法则。
《贿赂:华人的商业模式》的作者Lisa Bergson女士,几经碰壁,在她第四次前往亚洲时,她开始学习亚洲的经商手段。她说:在亚洲从事商业活动最难的事情就是必须学会贿赂,因为贿赂是亚洲的生活方式之一。尽管美国制定有《外国腐败行为法》,严厉禁止在商业中从事腐败活动,但他们也默认了这种贿赂。在台湾,商业界人士将这种商业行为中无所不在的贿赂称为“华人的商业模式”。在华人世界中,新加坡华人是唯一例外的,新加坡一位商业界人士说,新加坡人太诚实,这使得他们在中国人商业圈里吃不开。在东南亚,无论是泰国,还是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那些污职新闻中,往往都有华人的身影。这也使得华人成为众矢之的,为所在国人所忌恨。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屠杀华侨事件,值得愤慨,但也不能不正视这么一个客观事实:长期以来许多华侨为富不仁。他们不幸,但并非无辜。
如果说,这些华侨还是以所在国为家的,身家押在当地,那么那些没有滞留身份的中国人,他们就更是肆无忌惮了。反正不是自己的家园,也不忌惮人家骂自己的国家,只管一味乱搞。出事了,大不了逃到别的国家去,屁股挪个地方,再继续搞。唯一能随身带走的就是钱,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搞到钱
看看枣报,已经成为习惯。。。
每年都有人贴出日本搞笑发明,来说明日本人无聊,日本人变态,日本据说,一年有两万个无聊发名产出,正如第一条所说,如果2万条中,有2到3个有出息了,那也一年有2到3个好发明了。当国人在嘲笑这些发明,在yy国人才不会去研究那些傻子才研究的东西的时候,别人的研究已经拿到诺贝尔了
读枣报已经成了我个人的一种习惯。
很喜欢读着一帮有独立见解的兄弟们把一些有趣的或者不有趣的事情罗列在一起,加些有趣但也深刻的评论而后混成的枣报。
现在的报纸,要么严肃的假大空,要么猥琐点太鸡毛蒜皮,要么学究气重的就像大学校刊。我从不责怪我们的记者或者编辑,因为不是他们无能,而是这个氛围不能让他们自由发挥。所以枣报到也成了另一个不错的发挥平台。感谢上帝,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英特网。
下村修 水母杀手
菜挺好 可配料太贵鸟
习惯.早上来看看..
有些篇幅太长了,不应该,十分钟根本看不完
2008深刻影响中国股市的八大股评家
http://www.51meiwei.cn/bbs/viewthread.php?tid=3251&extra=page%3D1&frombbs=1
天天看枣报….
ccav很有远见,那个非常6+1,其实早有预谋
第一条就很精彩!不过不该引那段废话,还那么长
又一爆料
上海袭警案:杨佳与“造谣者”被关同一看守所
http://www.hb.chinanews.com.cn/news/2008/1014/11847.html
看看中国警察多牛,多说话就整你!
今天的不错 点开了好多
蓝水河 在 [2008-10-14 9:53] 说:
亡民的饕餮
陈希我
许多年前,我的几个熟人开办企业,所谓小炼钢厂,生产建筑用钢筋。资金不足,他们就偷工减料。到了赚到了第一桶金,按理说可以改善设备、提高质量了,可他们却并不做此考虑。在中国,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他们不把心思放在技术开发、信誉培育上,只一味地造假,因为造假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利润,有利润先捞。坊间有个词,叫“做赶”。问为什么要这样?答曰:谁知哪天政策变了呢!
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早在上世纪初,一个叫秦仲义的,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这个老舍《茶馆》里的实业家,兢兢业业办实业,把钱全投到他的工厂里,到头来报尝给他的却是破产。他喊道:“拆了!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可倒好好地办哪,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他愤然总结:“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有人把中国人的问题归结为缺乏宗教信仰。确实,用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概念,中国也属于“耻感文化圈”。相对于“罪感文化”而言,中国人的世界里确实缺乏上帝审视的眼睛。但是即便是“耻感文化”,如日本,也是有另一种眼睛的,那就是公众的眼睛。罪恶被公众所看到,就是“耻”,就不敢做,行恶者至少应该闪避公众的审视。可是中国人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们连生长“耻”的土壤都没有。这土壤,就是秩序,保障这秩序是政府的职责。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政府。明白地说,中国人没有值得信任的政府。没有神的依靠,希望有人的依靠,但是却也依靠不得。
旅日作家邱永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形:如果问中国人:“你爱国吗?”他们一定会回答:“爱。”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夺得了胜利,无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就连散落在世界各国的华侨,都会欢欣鼓舞。但是如果问他们:“你信任自己的政府吗?”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摇头。中国人历来没有遇到可依靠的政府,在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中,倒是侵略者给了他们这种依靠。1942年到1944年间,河南发生大旱灾和蝗虫灾,饿死者300多万,国民政府袖手不管,任百姓自生自灭,倒是开进河南灾区的日本侵略军把自己的军粮发放给中国灾民。文中写道:“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军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有政治阴谋,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一个不能保障国民的政府,等于没有。实际的情况还不仅如此,国民政府不仅不救百姓,课税和公粮还照收不误。不仅不保护,还欺压。早在1918年,胡适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了他的愤怒: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倒是“亡”,能给中国人生路。国不亡,我流亡。闯关东,走西口,飘洋过海,即便在自己的家乡,也不做长期打算。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是一帮“亡国之民”。在这种“亡民”心态下,唯一能让他们有安全感的,就是钱。政府不能指望了,就自己指望自己,自己救自己,用钱来保障自己的生存。
有人会提出疑问:那些捞钱的人,往往是财富早已超过了他们的生存所必须,可是他们仍然贪得无厌。要知道,一个流亡的人是没有安全感的;一颗没有安全感的心,是永远无法用物质填满的。物质的深渊可以用物质填满,心灵的深渊无法用物质填满,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无底洞。这使得他们的索取成了病态的饕餮。何况他们也真需要钱呢,那些压在他们头上的权贵,财富指标也在不停地攀升。权贵们占有的社会资产越多,剩给他们的份额就越少。权贵们欲望之口越开越大,如何满足得了?他们只能让自己有更多的钱。他们不仅必须用钱打通官僚办事,还必须寻找政治靠山。有钱无权,再多的钱也可能飞灰烟灭。有的人干脆取了个“红帽子”戴上。
其实在中国,谁有安全感?即便是权贵,他们又哪里有安全感?他们不知道自己哪天会突然被推翻,一旦下台,就再没捞钱的机会了,甚至还可能沦为阶下囚。所以要趁着大权在握时能捞则捞。在一个集权社会,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没有生存的余裕。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可能心灵不黑暗。大家都怀着一颗黑暗的心,有权者捞,没权者偷;你盘剥我,我挖墙脚;该出手就出手,栽了认倒霉。甚至大家已经习惯于这种游戏,不知人的尊严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捞到的钱,当然要全归己有,一如抢来的政权,当然不能松手。即便我自己糟蹋,也不给别人。有人问中国的富豪为什么不热心公益事业?怎么可能?许多人把中国人对钱的饕餮,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贪欲相类比,其实未必是一回事。离开了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许多问题只能雾里看花。
这样的饕餮心态甚至带到了国外。虽然政府变了,制度变了,社会变了,但他们的心态仍然没变。当初流亡国外是求生存,凭着中国人的勤劳和精明,他们生存下来了,很多还发达了,成为有钱人。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仍然是金钱的饕餮之徒。即便他们的财富一生也难以消化,他们也要传给自己的子孙,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当然个中也有原因,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国家,他们仍然没有安全感。华人成功,绝大多数只是商业上的成功,他们很清楚,这不足以保护他们,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他们的政治权利在自己的国家,可是自己的国家不给他们权利。这是他们的无奈。有的即便入了所在国的国籍,也仍然是华人,仍然被打入另册。怎么办?他们必须用钱铺向通往政治的路。这几乎成了通行的法则。
《贿赂:华人的商业模式》的作者Lisa Bergson女士,几经碰壁,在她第四次前往亚洲时,她开始学习亚洲的经商手段。她说:在亚洲从事商业活动最难的事情就是必须学会贿赂,因为贿赂是亚洲的生活方式之一。尽管美国制定有《外国腐败行为法》,严厉禁止在商业中从事腐败活动,但他们也默认了这种贿赂。在台湾,商业界人士将这种商业行为中无所不在的贿赂称为“华人的商业模式”。在华人世界中,新加坡华人是唯一例外的,新加坡一位商业界人士说,新加坡人太诚实,这使得他们在中国人商业圈里吃不开。在东南亚,无论是泰国,还是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那些污职新闻中,往往都有华人的身影。这也使得华人成为众矢之的,为所在国人所忌恨。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屠杀华侨事件,值得愤慨,但也不能不正视这么一个客观事实:长期以来许多华侨为富不仁。他们不幸,但并非无辜。
如果说,这些华侨还是以所在国为家的,身家押在当地,那么那些没有滞留身份的中国人,他们就更是肆无忌惮了。反正不是自己的家园,也不忌惮人家骂自己的国家,只管一味乱搞。出事了,大不了逃到别的国家去,屁股挪个地方,再继续搞。唯一能随身带走的就是钱,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搞到钱
关于杨佳应该链接一下艾未未的博客
那些说中国人有劣根性,说中国人的思想里有劣根性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万事都有始终,这些东西能有产生的时候,就没有变化和终结的时候?如果真能永远存在,岂不是佛教中的“无常”?如果是无常,为什么会有产生的时候?(我不信在甲骨文之前这些东西就已经溶入了国人的思想里)
这些简单的问题都没有回答。只是跟风转贴而已。
菜,肉和粮食你又要便宜又要绿色环保,根本不可能的,你们以为农业真的发达到电视上宣传的那样了.不用农药化肥,饥荒马上就来了.吃饱就不错啦,就那么几亩地,首要考虑的肯定是高产.
菜农不吃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养殖户不吃自家猪肉,主食加工户不吃自己蒸的馒头.
第一个肯定是假的,因为农民最实在,他也舍不得.第二个真的,因为国家不准私自屠宰.第三个假的.他不吃自己的他吃谁蒸的,别人的他更不放心.
"这些早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作者是想当然,平时多出去走动下提高不了多少字的认识,不是圈里的人就永远都是舞里看花.
去一个月的农活你就知道你写的多没良心了.
发现我应该当个科学家的,我反正觉得就是抓85万只水母做实验,肯定比我现在的工作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