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枣报

本文关键词: 城记, 王军, 采访本上的城市

(图、文\波斯蜗牛)

引言：

五年前出版的《城记》曾引发人们对历史、城市、建筑与人诸多关系的关注和思考，也带给它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声名之外更多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城记》的写作是个起点，它明确了王军的努力方向，也强化了他对上述话题的追本溯源。

五年来，他奔走在一个个拆迁现场、建筑工地，接触并采访多位官员、建筑师以及普通百姓，查阅大量资料，还曾数次赴欧美演讲采访……这些过程累积成这本新作《采访本上的城市》。他在该书前言中说，这是“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它包含了我在《城记》完成之后，对中国城市化浪潮的调查性思考，以及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回顾”。

日前，爱枣报记者波斯蜗牛采访了王军，城市、建筑与人的话题就像一份催化剂，让他在严谨理性与激情起伏中滔滔不绝。

问：《采访本上的城市》应该就是你写完《城记》到现在的采访文章和资料搜集的成果吧？

王军：可以这么说。这本书是要告诉读者，当今中国城市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比如说，城市规划是什么概念，第一章我就讲城市规划的来源，是跟美国的做法进行横向比较。书中也涉及了财产权、拆迁等话题。

书中《人民城市喊不出来》那篇小文章很重要。有很多人，尤其是搞规划和建设的，对于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税收演变过程不是很了解，而财产权和税收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契约。现在的城市长官，很招老百姓恨，对于野蛮拆迁，他们或者明令支持，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背后跟税收是有关系的，毕竟他们主要靠发展工业和出卖土地获得收入。

我觉得不动产税是应该收的。我在书里也讲了，毛泽东时代还有房地产税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形态已经倒退到一千多年前。北宋之前，坊桥修起来，开了坊门，沿街不能做买卖，那时的“城管”会来管。到北宋时期，拆掉了坊桥，街道上自由贸易，人来人往，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景象。

书中《老北京》和《老南京》两章，都是写不动产税没了的严重问题。有朋友问我，《采访本上的城市》是《城记》第二卷吗？我说，这不是《城记》第二卷，是在写第二卷的原理。

问：这本书从素材到写作角度和《城记》还是很不同的。

王军：完全不同。我写《城记》的时候还没有掌握现在的思想武器，不过《城记》的一大贡献是澄清了很多历史事实。有人说当年梁思成提出在老北京城外修建新城的计划是不顾国家财政状况，刚刚建国北京百废待兴，发展新城，哪有财力啊？我要说，那拆了老城将更加耗费财力，拆老城更花钱，老城还有那么多人住在里面要安置。《城记》的第一章，我写到政府在老城上面盖新城，把就业环境集中在一个地方，郊区就成了睡觉的地方，给北京交通带来今天的痛苦现状。《城记》里还把为什么搞大屋顶的来由弄清楚了。

《采访本上的城市》中，我写了很多老百姓的故事，我很看重这个部分。《城记》可以看作是一部精英的历史，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而《采访本上的城市》则更多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变迁。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认识城市的思想通了，我把土地制度、税收、城市形态等问题的来龙去脉写出来，就跟破案一样。写《城记》之前，我是新华社内参记者，并未写过这样的文章，能把《城记》写成那个样子其实是用了大学时代的老本，当时边写边哭。不过出版之前我把带有个人情绪的内容都删掉了，唯一能够表达我感情的方式就是把这些问题写得更扎实。

问：《城记》的写作似乎可以看作是给《采访本上的城市》提供了一些积累，无论是资料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王军：对。《城记》的出版帮了我大忙，美国规划学会为此邀请我每年去一次美国，这拓展了我的视角，也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对中国的问题想了这么多，终究还是需要到外国去找找答案。《城记》出版之后，很多档案公开了，我没事儿就去北京档案馆查档案，看到当年很多重要会议纪要，对照之下，我庆幸写《城记》时大的结构上没有失误，当然细节上可以再丰富。我只能用开放式的话语体系书写这段历史，而不能用封闭式的。但我写《城记》时还是留了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危房。想写又写不进去。我知道一本书只能完成一个任务，看着这座城市拆个不停，我心里非常不安，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现在有人问我北京城的事情，我就说，你去看《城记》和《采访本上的城市》就够了。

问：与《城记》相比，《采访本上的城市》涉及的话题离当下更近，在资料获取及采访写作过程中是否有更大的困难或阻力？

王军：困难和阻力当然要比写《城记》时候大。书中“老北京的死与生”那一篇，崇文区的领导看了之后还找到我来谈。书里的内容有任何失误都不仅是学术问题。

说实话，书中“非常建筑”一章是写来“娱乐读者”的，我最想写的还是那些老百姓的故事。在我的思维里，建筑重要，街道更重要。写了那些沉重话题，再写写“非常建筑”，大家读着还轻松些。那些内容大多是我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写得最好玩的就是贝聿铭，把他写得很生动，他是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葛的老头，也是蛮可爱的老头。

这些内容翻过去，就肯定要写到老百姓了。

问：记得你写完《城记》后曾说过下一本要写《胡同之死》，为什么先出版了《采访本上的城市》？

王军：这本书的出版很偶然，直到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没想过出这本书，我总觉得这些内容只是我这几年的工作积累。去年年底，《城记》的责任编辑张志军给我看一部书稿，我看到里面在大段大段抄袭我的文章，这对我触动很大。与其让别人这样“蹂躏”我的东西，还不如我自己写呢。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这几年发表的文章集在一起，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改写，而“非常建筑”那一章基本上是重新写的。

我要在这本书中把中国城市的游戏规则搞清楚，我想它完成了这个任务。

问：关于《采访本上的城市》的写作，你有什么遗憾吗？

王军：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我真想现在就把《胡同之死》写出来，这本书算是为此埋下一个伏笔吧。

问：《城记》最后一部分是在追念梁思成，《采访本上的城市》最后一部分则是写到朱偰这位南京知识分子为保护南京城墙而死的命运，这样的设置是偶然吗？

王军：一定要这样设置。这本书一定要以朱偰的故事为结尾，他为了保护南京城墙被打成右派被活活逼死。我觉得，这本书一定要以他来结尾。《城记》的结尾是写陈占祥去世。我实际是在写这个国家的文化劫难。

问：书中写到的五个“非常”部分，涉及的内容无不具有巨大争议，你如何在写作过程中保持作为一位写作者的客观态度？

王军：保持写作的客观和冷静，是作为一名记者的技术要求。比如我写“老南京”那部分，就一定要采访到当地官员，不然我会觉得是可耻的。我告诫自己在采访的时候不要带任何偏见。

问：书中你更多是在记录和提问，难得看到你自己的观点。你如何看鸟巢、央视新大楼及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呢？

王军：有人说，书中写到央视大楼和鸟巢的部分，态度比较暧昧。对于这些建筑的评价，我确实无法给出明确态度，因为我觉得争议的两方都有道理。我觉得，国家大剧院的座位比较挤，而且它的设计结构会增加空调能耗，那么大的贯通空间很浪费能源。它的消防和安全也都不令人满意。所以，我只能说国家大剧院不是个优秀的设计。

问：现在来谈北京城市规划与旧城保护是否太晚？

王军：这个话题永远不晚，因为人们还要继续在城市里生活。对此，我抱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乐观的理由就是我自己仍旧在做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工作，如果我自己都不做而是在抱怨，我就会觉得绝望。一个城市要变得更好，需要每个市民都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作正确的事情。

问：《胡同之死》、《梁思成传》开始动笔了吗？

王军：还没有动笔。《胡同之死》的思想框架我已经有了，但必须像写《城记》那样扎实。我大量地查档案，要查到第一手的资料，我发现至少有两万多卷的档案我都想看。写《梁思成传》的准备要比《胡同之死》充分一些，我至少把规划委五十年代的档案都看完了，还剩下差不多六年的档案要看，我还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查阅了梁思成的档案，他们保存得比较好，便于查阅。

于梁思成，我设想要做成两本书，一本是传记，一本是他的年谱，把我找到的关于他的所有资料汇编成书，而传记怎么写，我已经有了基本的构思。我想把《梁思成传》放到1949年之后的城市规划史、改造史背景中，现在我电脑里关于梁思成的史料，我做的编年以及抄录的档案近150多万字，我还写了将近800条读书笔记。有这些内容，我有信心写好这本书。

问：你所理解的城市、建筑与人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王军：我觉得，城市与人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每个人都能在城市里有尊严地生活。我到美国，一位艺术家朋友带我去曼哈顿他曾经浪迹的地方转悠，他曾经一文不名但仍然在那里生存下来还取得今天的成功。我那天到他的公寓，发现沙发下面冒出一只小老鼠，它看到我，就跑掉了。第二天我的朋友问我，你觉得曼哈顿怎么样？我说，我热爱这个地方，因为它既能养活你这样的“大老鼠”，也能养活小老鼠，这才是城市。它能提供那么多的机会，让不同的人都活得很好。如果一个城市只能让一些硕鼠活着，让一些有钱人活着，那就太可悲了。

《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一版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